李白与杜甫被郭沫若誉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无不显示了诗人独特的情感色调和艺术个性。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他用诗歌创作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象《三吏》、《三别》这样的诗歌，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负盛名。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如《登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从外在方面来看，鲁迅与郭沫若的确有着很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留日的“洋学生”，都有弃医从文的经历，都兼具作家与学者的身份，并且都是新文坛上的“巨头”，是左翼文化战线的“旗帜”。二人的成就世人共睹，自不必多言，虽然两人都堪称大家，但走的路皆然不同：鲁迅是官僚——教师——职业作家；而郭沫若则是职业作家——革命家——职业官僚。虽然鲁迅和郭沫若走的是完全相反的道路。但是放在特定的时空中，两人又有重合之处。1927年对于鲁迅先生是一个重要转折。鲁迅先生下定决心辞去教职，到上海专业从事作家，作品数量为前二十年的两倍，而且频频掷出“匕首”“投枪”文章的厚重、犀利已臻极致。鲁迅的创作无疑是以生命中最后十年为最重要。可巧的是，郭沫若的创作也以1927年为分水岭。这之前他写出《女神》、《星空》等优秀的作品，但1927年后，他就完全转向创作所谓“革命文学”。
在现代文坛上，郭沫若（1892－1978）是一位经常被人与鲁迅（1881－1936）相提并论的知名人士。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和鲁迅一道，被人并称为左翼文坛的两大巨头。到了40年代，他又和鲁迅一样，被人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大陆解放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郭沫若一向被放在仅次于鲁迅的位置，甚至被人与鲁迅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就连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也是参照鲁迅而作出的———“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知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而在一本近年来比较流行的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说法：“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和历史剧作家。他是鲁迅在本世纪初热切呼唤、终于出现的摩罗诗人，又是新中国的预言诗人
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是: 李白和杜甫。
李白与杜甫，是我国千古并称的两大诗人。两人都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李白比杜甫长11岁，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两人的诗歌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又各有特色，成为唐朝诗坛上并峙高耸的双峰，郭沫若称他们为唐代的“双子星座”。
古人对他们多有评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指出他们的区别。
当然是“诗圣”杜甫和“诗仙”李白。都“诗仙”“诗圣”
雄视
古今是当然了
而且是同一时期的，两个
还是朋友
，说“
双子星座
”也很对
他们两个代表中国古代诗歌的颠峰
并没有科学依据，大家相信是因为这些星座的形容很广泛，大部分人都是在往那些描述上靠。往往我们在看星座分析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把分析的词语和句子套在自己的思想里，久而久之的就真的认为星座分析说的太准了。
早在1948年，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就通过试验发现了一种现象：用一些普通、含糊不清、广泛的形容词来描述一个人的时候，人们往往很容易就接受这些描述，并且认为描述中所说的就是自己。
星座对人性格的描述，大部分时候就是利用了巴纳姆效应，把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描述放在某个具体的星座上，看到这些描述的人通常只会惊叹“哇，好准！”，却并不会意识到这些描述对于其他星座其实同样适用。
比如，虽然大本从来没有背过任何星座说明书，但在了解了巴纳姆效应之后，每当有人来问我的星座，作为回应，我也会反问对方的星座，然后说：“那你一定善良却又敏感，跟你不熟的人都觉得你高冷而又难以亲近，但真正熟悉了以后又会发现你其实很好相处。”
这时大部分人都会点头称是，觉得我分析得十分准确。但其实无论对方是什么星座，我都会说这段话。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星座的描述都是笼统而普遍的，有些星座也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