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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小城三月
豆瓣评分：83
作者: 萧红
出版社: 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年: 2003-3-1
页数: 333
内容简介
如果要举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为耀眼的女作家“双子星座”，那么，一座是张爱玲，另一座无疑就是萧红。然而萧红悲剧性的命运注定她与众不同。民国时期的才女中，冰心有着学者的沉静与母性的温柔，张爱玲是没落贵族的高傲与冷漠，苏雪林才气横溢，有时咄咄逼人。她们都有着高雅的生活，有丰富的内涵与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冰心与苏雪林都享高寿，成为海峡两岸文坛祖母。而萧红，永远是31岁，她的人生定格在那一刻，她悲剧性的命运，她沉郁的悲哀铸成了她作品的丰碑，却也如同一片秋后的枫叶，萧萧而下，在雨中零落成泥。
作者简介
萧红，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本名张乃莹，后曾用笔名悄吟、田娣、萧红等。1930年逃婚离家，两年后结识萧军，走上写作之路。193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并与萧军合作出版第一个集子《跋涉》，随即遭禁。1934年逃离伪“满洲国”，一年后在鲁迅支持下出版成名小说《生死场》，引起文坛重视。前后共发表与出版百余篇短篇小说和散文，此外还涉及诗歌、剧本、书信等多种体裁的创作。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赴香港，完成其最著名的中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长篇小说《马伯乐》。1942年在香港的战火中，疾病加庸医误诊，因而逝世，享年31岁。她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悲苦并极具传奇性的一位。
萧红叫萧军“三郎”，“郎华”是萧军的另一个笔名。
她因为识文断字，所以移了性情，竟抗婚出走，一手砸碎旧婚姻的枷锁，然后一头撞进新情感的桎梏。她邂逅的如意郎君，我小时候看的报告文学，说正是她抗婚的对象，不知是否以讹传讹。总之，在出走的路上，她被爱情的蜜汤灌昏了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以致怀着身孕，被以回家取钱为由的情郎抛弃在旅馆抵债，奄奄一息。
所幸，她是个文学女青年，文学救人的道路看来是行得通的。她写信给当地报馆求助。血气方刚的三郎受命“采访”。在三郎眼里，这个受难的姑娘是极其美丽的，像她的小诗一样清新动人：“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在洪水袭来的黑夜，旅馆倾颓的前一刻，三郎趁乱救出了悄吟。他们决定用一个相同的姓，她用火烧云的颜色做自己的名字，他原本有些武术功底，又有满腔报国的慷慨，以“军”为名。不过，这只是我的揣测。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倒可以用“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煞尾。
可惜那不是童话故事，也不能到此结束。死里逃生，不过是从一个旅馆逃到另一个旅馆。他们只能暂时栖身在欧罗巴旅馆。因为没有钱，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睡眠还可以将就，可是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能将就，每天早晨挂在对面房门上的大列巴比情人的密语还诱人。不知道苦捱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可以吃饱饭了，不是靠萧军作武术家教来糊口，而是二萧联袂，执笔闯天下。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萧红以鼓励和几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她的命可以说是他拣回来的，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他殴打她，也不是故意的虐待，也是因为爱她，当她是自己人，才不见外地动了手。他是个粗疏的男人，拳脚伺候的时候，压根想不起来她并不是顾大嫂和扈三娘。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同时也是很突然的结合。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
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一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还搬过七八次家。
一个孩子，对相依为命的温情的需要远远强烈过对生死相许的爱情的渴望，但是萧军给不了她，端木蕻良也给不了她。她与端木结合的时候，有人责备她，难道你不能一个人生活吗!不能，因为她是个孩子，一个人睡在黑屋子里，她害怕。只是，嫁与端木之后，武汉大轰炸，她还是一个人。我不免卑劣地想，这时，她会不会怀念萧军的耳光，总好过一个人守着孤岛。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
萧红临终时丈夫端木是否在场，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争论的焦点。端木的家人认为端木始终陪伴在萧红身边，直到她去世为止。而当时一直照看萧红的作家骆宾基则坚决否认端木的在场。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1942年1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在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十年漂泊，北国的呼兰小城是她的起点，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终点。萧红走了，她的生命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从此曾经爱她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萧红的阴影里。
病死香港，她还是一个人。果真在明灭之际想到三郎，她深信，三郎要是知道，还会像当年一样，劈开绝望的洪水，把她从崩溃的世界边缘抢走。只是，以萧军的功底，能够奋力抵御洪水，却不能够举重若轻，来个凌波微步，轻巧跃入另一部不朽名著，与萧红气息相通。这一次，他再救不了她。
萧红最深刻的苦难也无关爱情，对一个女人来说，最惨痛的经历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负心人的骨肉，生下来，养不起，送给了别人。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养得起，却没生下来。枕边人与腹中胎儿的割裂感，血肉分离的剥离感，在萧红的灵魂中蚀出一个骇人的黑洞，一寸寸蔓延。这个女人，怎么会有甜蜜的笑容。
很久没有看过萧红的文字，手头只有一些零星片断：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
有文学评论说，萧红的文字有时有点啰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我一向对文学评论感到头痛，但这个评论者我很是喜欢，因为他没有渲染萧红的伟“大”，而是承认了萧红的渺“小”。她的字里行间，正是一派稚拙可爱的孩子气。
萧红，这位被誉为“上世纪30年代文学洛神”的女作家，1911年生于黑龙江呼兰，1935年发表成名作《生死场》，1942年逝于香港，1957年其骨灰被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迁往广州银河公墓重新安葬。在她短短31年的一生中，萧红经历了种种病痛和苦难，也遇到了很多男人他们都是才子，跟她的关系或为爱人，或为知己，或为恩师。她和他们的故事，至今仍在流传。汪恩甲临产失踪萧军既爱且痛端木蕻良唯一丈夫少女时代的萧红，曾被家里订了婚，她的未婚夫叫汪恩甲。这人相貌堂堂，师范毕业，萧红对他也很是倾心。但是，萧红在初中毕业后跟表哥搭伴去北京读高中，这件事情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未婚夫的哥哥汪恩厚因此逼迫弟弟跟她分手。萧红不服，到法庭状告汪恩厚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保全哥哥在教育界的名声，表示解除婚约是他自己的要求，令萧红败诉。不过，萧红后来还是原谅了汪恩甲。1934年，两人住进哈尔滨东兴顺旅馆，不久萧红有了身孕。但是，当萧红临产期近，汪恩甲却突然失踪，令萧红独自被困在旅馆。对于汪恩甲的失踪，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交房费，因此弃萧红而去；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汪恩甲是遭遇了意外。萧军既爱且痛萧红怀孕时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两位文学青年因此开始了相互爱慕。1932年，松花江决堤，但由于萧红欠旅馆的钱太多，旅馆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出水困。不久萧红进医院分娩，但她无力抚养孩子，将孩子送人，这个孩子后来夭折了。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当地的欧罗巴旅馆，开始了一段贫苦但甜蜜的共同生活，同时，萧红也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黄金期。但是，萧军有些大男子主义，他个性粗暴，而且情感轻浮，在两年里先后跟三个女子有暧昧。而且，他并未拿萧红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两人从哈尔滨结伴去青岛，最后又到了上海，但最终，萧红还是向萧军提出分手，结束了这段既爱且痛的恋情。端木蕻良唯一丈夫端木蕻良曾是萧红和萧军共同的朋友。跟粗犷的萧军不同，端木性情阴柔，他还曾称赞萧红的文学成就超越萧军，让萧红找回了久违的自尊。当萧红终于下定决心跟萧军分手时，她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但她和端木仍于1938年5月在武汉举行婚礼。对这段感情，萧红曾经这样形容：“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萧军）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但是，端木的个性和他过去的优越生活决定了他并非很好的照顾者，至今仍有人诟病他在两次危难之际不顾萧红而离去的行为，并将萧红的去世也归罪于他。1987年，端木曾到广州银河公墓为萧红扫墓，并写下“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的悼念之词。骆宾基最后知己1940年，萧红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在香港期间，端木蕻良帮助了同为东北流亡作家的骆宾基。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骆宾基打算撤离香港，但当骆宾基打电话向端木和萧红辞行时，端木却问他能否暂留香港协助照料病重的萧红，骆宾基慨然允诺。因为日军侵占、庸医误诊、病情恶化等种种原因，萧红最终在1942年逝世。根据骆宾基的记载，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萧红病逝的44天中，他始终守护在萧红身边。骆宾基曾谴责端木在萧红生命攸关的时刻离开萧红，但据后来的端木夫人钟耀群所解释，端木离开萧红是为了外出购买食品和药物，并寻找尚未被日军接管的医院。至于骆宾基跟萧红之间是否有男女之情，其后人始终表示否认。
戴望舒的《狱中题壁》这首诗是于1942年4月24日所作的一首爱国诗。这首诗是诗人在日本侵华、全民抗战的“灾难的日子”，在自己身陷狱中，面临酷刑和死亡时的自白。与前期诗作的灰颓、低沉相比，面对死亡，诗人大彻大悟了生命的真，为自由和光明，他宁愿赴死，他坚信自己的祖国会取得胜利，而“他的灵魂”也终将“高高扬起”。
诗人戴望舒在这首题壁诗中所运用的意象并不丰富，但每一个意象都有自己深刻的内涵。“曝着太阳，沐着飘风”这句诗中含有两个意象：“太阳”和“飘风”。“太阳”这个意象象征着光明与希望，它表达出诗人身陷黑暗幽湿的牢狱中，心中无比向往着牢狱之外的美好阳光。“飘风”这一意象充满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希望自己能够像飘风一样，飘出牢狱，拥抱光明。这两个意象写出诗人就算死去，也希望自己的战友们能够让自己的尸体“曝着太阳，沐着飘风”，表达了诗人此时在牢狱中的煎熬以及对光明，对自由的极度渴望，写出了一个虽然身躯被囚禁但却依然热爱阳光与自由的灵魂。在这里，诗人运用了“背面铺粉”的抒情方法，用对“太阳”、“飘风”的光明与美好的幻想来反衬自己在现实中的凄惨遭遇，这种幻想和现实交融的艺术境界，把诗人那种坚贞不屈的意志和民族解放的信念表现得入木三分，达到令人难忘的程度。
如果说意象是诗歌的灵魂，那么诗歌的语言便是诗歌的血肉。诗人戴望舒在这首诗歌中巧妙的运用了多个不同的人称，生动巧妙的表达出来诗人内心的情感。“如果我死在这里”在诗的一开头，诗人就提到自己的死亡。在这里世人所运用的人称是第一人称“我”。诗人这样以第一视角来描写假如自己已经死在牢狱中，是诗歌一开头，就充满了悲伤的情感。但在此，诗人坚信自己为国而死，一定会被永远铭记，所以“我会永远地生存，在你们的心上”。“你们中的一个死了”在诗篇的第二节，诗人用了第二人称“你们”。这个“你们”指的不仅是诗人的战友们，同时也指那些同诗人一样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志士们。“他怀着的深深仇恨”在第二节中，诗人同样运用了第三人称“他”。这个“他”指的是未来的诗人的尸体，在这里，诗人巧妙的将自身一分为二，以活着的自己诉说死了的自己，表达出了自己内心对日本侵略者的深深的仇恨。第三四节，诗人的情感有了明显的变化。“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和“曝着太阳，沐着飘风”这两句话，都表达了诗人此时视死如归，悲壮激昂的态度。面对死亡没有害怕与躲避，有的只是对祖国和战友们深深的信任。这里同样运用了“背面铺粉”的抒情方法，诗人用死之从容反衬生之坚强，文字于沉郁中显示力度，语调从舒缓里见出深沉，形象和画而平实、素朴而又飞扬着浪漫的激情。
有血肉和灵魂却没有骨架的人虽然有思想却不能站立。戴望舒的这首诗是一个典型的新月派诗人所写的诗歌。诗歌中共有四节，每节有四行，结构整齐，整首诗给读者一种流畅优美的感受，展现出了一种建筑美。每个小节的第二行和第四行最后一个字押韵，第一节中的“伤”、“上”；第二节中的“里”、“忆”；第三节中的“体”、“起”以及第四节中的“风”、“梦”。每节所用的韵脚都不相同，带给读者一种音乐美。而每一小节都能使读者联想到一幅画面，悲伤的；愤怒的；激昂的；悲壮的。语言生动形象富有画面感，带给读者一种绘画美。
《狱中题壁》一诗的情绪由伤感流向激愤再流向悲壮，真切地传达出诗人面临死亡时的心情，并以个体的境遇与心情映射了整个中华民族誓死抗战的精神。
1942年1月，长久被宿疾困扰的萧红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就被送进了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由于庸医误诊为喉瘤而错动喉管，导致她在做完手术之后的不能吃饭，更加无法说话，身体变得非常的虚弱。她原本的体质就不好，根本就扛不下去，没过多久病情就开始急剧恶化，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之后病情开始好转，几天之后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女校设立的临时医院后不久就因病去世。
萧红算是当时社会中一个悲情人物中的代表，从她19岁离家出走之后一生都在漂泊中度过，到死都没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她才离家出走的时候，跟未婚夫住在哈尔滨的小旅馆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日子过得非常清贫。等到她怀孕要生孩子的时候，已经欠下旅馆不少的钱，未婚夫在出去借钱的时候一去不复返，只留下萧红孤身一人在这个旅馆中。
困在旅馆的萧红生活变得越发艰难，只好写信给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寻求帮助，裴馨园去旅馆看望过萧红之后，多次派萧军给她送报刊，两人日久生情，之后才有“萧军救美”这件事情让两人走到了一起。等待萧红生下孩子之后，因为无力抚养只好转送他人，开始和萧军过起了同居生活。
萧红当时发表了不少揭露日伪黑暗统治的文章，引起了特务机关的怀疑，在其他人的帮助下从哈尔滨逃到了青岛。她才去青岛的时候，生活比较贫困，除了创作长篇小说之外，她还要上街买菜，回家劈柴烧火，有时候连大菜汤和葱油饼都吃不起，只好去马路上卖家具维持生计。
那时候的日子虽然过得也很贫困，但在萧红眼中那段时间是她一生最快乐的时光。由于萧军有些大男子主义，个性比比较粗暴，情感轻浮，在两年里先后跟三个女子有暧昧。萧红最终还是向萧军提出分手，结束了这段难忘的恋情。
与萧军分手后，萧红开始和端木蕻良走得越来越近。不久之后两人在武汉举行了婚礼，萧红肚子里但是还怀着萧军的孩子。这时候的她对于爱情没有太大的憧憬，需要的只是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而已。但是，端木蕻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照顾者，他也没有很好的照顾着萧红，在萧红生命攸关的时刻选择了离开萧红，等他再次回到医院的时候萧红已经去世了。
“8·13”日寇悍然侵占上海后，许多文化人纷纷逃离虎穴，戴望舒与叶灵凤、徐迟、袁水拍、叶浅予、张光宇等人一起，辗转千里抵达相对安全的香港。此时著名实业家胡文虎先生正筹办《星岛日报》，急需副刊编辑，朋友介绍戴望舒前去面谈。胡文虎父子对戴望舒慕名已久，由他来主持报纸副刊可谓最佳人选。双方一拍即合，戴望舒便出任《星岛日报》副刊主笔。他为副刊起了个寓意深刻的名字：星座。
他在创刊词中说：“‘星座’现在寄托在港岛，编者和读者当然都希望这阴霾的日子早些终了。晴朗固好，风暴也不坏，总觉比目下痛快些。‘星座’将忠实地代替天上的星星，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
戴望舒名声大、人缘好，由他主持报纸副刊自然很有感召力，海内外进步作家郭沫若、艾青、茅盾、沈从文、郁达夫、萧军、萧红、娄适夷等人都成了《星座》专栏作家或撰稿人。戴望舒利用手中阵地，凭借港岛特殊环境，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使《星座》成为流亡海外的中国人心中的“星座”。由于《星座》办得好，《星岛日报》自然声誉日隆、订户大增，很快跃为香港主流媒体。
随着日寇气焰日益嚣张，港英当局为维持英日关系，对宣传抗日的媒体“防范”日紧，《星座》自然成了新闻检查官的主审目标。戴望舒就尽量在版面上回避敏感的文字，搞借古讽今、张冠李戴，实在难以应付时，便“开天窗”以沉默抗议，有时更在文后加注“此处删去百余字”等字样———这分明是对帝国主义文化专制的无声抗议！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侵占香港及南洋诸岛。戴望舒因主持《星座》副刊“对抗皇军”被捕入狱，《星座》也被迫停刊。在狱中，这位昔日“雨巷诗人”威武不屈，写出《狱中题壁》和《我用残损的手掌》等战斗诗篇，寄托了一位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
萧红在重庆受邀为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撰稿
1938年年初，戴望舒挈妇将雏到了香港，不久便接到“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公子、年仅十九岁却精明干练的胡好的邀请，聘他担任胡氏家族《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从此，戴望舒利用自己掌控的阵地，凭借港岛特殊的环境，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使《星座》成了海内外中国人心中的“明星”。由于《星座》办得出色，《星岛日报》因此声誉日隆，一跃成为抗战时期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戴望舒曾经放言：“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诚哉斯言！海内外的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艾青、郁达夫、徐迟、卞之琳、楼适夷、萧乾、萧军、沈从文等都成了《星座》的专栏作家或撰稿人。当然，戴望舒也没有忘记身居重庆的鲁迅的得意门生——萧红，以及她的丈夫端木蕻良。戴望舒大概是在1939年2月致信端木蕻良和萧红，邀请他们为《星座》撰稿的。
萧红发表在《星座》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小说《旷野的呼喊》，这是1939年1月30日，萧红住在重庆米花街一号（今八一路雨田大厦的位置）、日本反战人士池田幸子家中完成的。小说约两万字，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松花江畔的抗日故事。戴望舒对这篇宣扬抗战的作品十分欣赏，收到稿件后很快就在《星座》上连载，从4月17日开始至5月7日连续予以刊发。在此后的数月中，萧红又陆续寄去小说《花狗》《梧桐》，散文《茶食店》《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等稿件。尤其是萧红这篇在北碚黄桷树写的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戴望舒觉得此稿文情并茂，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非一般泛泛而谈的纪念文字可比。1939年10月1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以下简称“香港文协”）、香港漫画协会和香港业余联谊社等救亡团体，准备举行聚会，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戴望舒为配合这一活动，特意从10月18日至28日连载萧红这篇文章，获得读者广泛好评。
敌机对重庆北碚频繁空袭，为远离敌机的轰炸，求得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萧红和端木蕻良打算离开重庆远走他乡。端木蕻良建议去桂林，说艾青等人都已去了那里；萧红主张去香港，因为香港有一位信得过的朋友——戴望舒，同时，端木蕻良的《大江》正在《星岛》连载，她自己也有多篇文章在《星岛》上发表，有较稳定的稿费收入，生活会大致无虞。
在香港，戴望舒运筹助推萧红的《呼兰河传》
1940年1月17日下午，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到港后，他们租住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三号孙寒冰处。刚刚安定下来，戴望舒即突然造访。他与萧红夫妇虽已神交近一年，却素未谋面。戴望舒落落大方地自报家门：“我是戴望舒！”对这突如其来的晤面，三人均感喜出望外，一见如故。戴望舒邀两人去外面就餐，这或许可看作戴望舒有意为他们接风洗尘吧。三人叙谈良久，戴望舒约他们第二天到他的住所林泉居参观，萧红和端木蕻良自然是满心欢喜。
萧红和端木蕻良来到香港后，作为香港文协的当家人，戴望舒安排了一次欢迎会。
1940年2月5日晚，香港文协在大东酒店举行会员聚餐会，欢迎萧红和端木蕻良来港，有四十多位会员参加，由林焕平主持餐会。席间，萧红发了言，她谈到处于战争状态下的重庆文艺界生活艰苦，环境险恶，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希望在港人士珍惜和平局面，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4月，在戴望舒的关照下，萧红和端木蕻良以“文协总会”会员的身份，登记成为“香港文协分会”会员，此后，萧红数次参加由戴望舒组织的香港文协活动。8月3日下午3时，由戴望舒等人筹办的香港文协纪念鲁迅六十周年诞辰大会，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如期举行。会上，萧红作了鲁迅先生生平事迹的报告，晚上在孔圣堂又举行了内容丰富多彩的晚会，其中包括演出由萧红执笔撰写，经冯亦代、丁聪、徐迟改编的哑剧《民族魂鲁迅》。徐迟回忆说：萧红穿着黑丝绒的旗袍与会，朗诵了鲁迅的杂文。她留给人的印象是“瘦却却的，发音不高，但朗诵得疾徐顿挫有致”。
鲁迅先生六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结束后，萧红几乎没再参加过香港文艺界的公开活动，潜心撰写《呼兰河传》。戴望舒也很理解和支持她，并让她把先前完成的章节交给他，以便在《星座》上发表。萧红照做了，戴望舒便从1940年9月1日起，在《星座》第693号上开始连载《呼兰河传》。
小说的后半部分是边写边登，戴望舒于1940年12月27日，在《星座》第810号上，登完了《呼兰河传》的最后一个字，差四天整整四个月。萧红在这四个月的写作过程中，始终沉浸在对故土的眷恋和对儿时生活的无限感怀中，这是她一生中最充实、最愉快的四个月。《呼兰河传》是萧红全部著作中的扛鼎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著名的作品，是经过戴望舒的运筹推向社会的。在这四个月中，为审稿、发排等工作，戴望舒费尽了心血。就连远在新疆的茅盾，也十分了解此事，1940年，他在给诗人蒋锡金的信中说：“红姑娘创作甚努力，闻有长篇在《星岛日报》副刊排日登载。”萧红对戴望舒这位文学前辈及好友的支持和帮助，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