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杜甫是什么星座的，大家都知道，有人问诸葛亮是什么星座的？另外，还有人想问杜牧是什么星座，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杜甫什么星座的，下面就一起来看看诸葛亮是什么星座的？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杜甫是什么星座的
1、杜甫是什么星座的:诸葛亮是什么星座的？
2、杜甫是什么星座的:杜牧是什么星座
杜牧（公元－约年），字牧之，号“樊川”，号称杜。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晚唐诗人。（来源：中书省别名省，因此人称其为“杜”）晚唐时期.唐代文学家，后人称杜甫为“老杜”，称杜牧为“小杜”。《阿(ē)房宫赋》亦颇有名。
杜牧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史馆修撰(xiūzhuàn)，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杜甫与李白区别开来，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
3、杜甫是什么星座的:杜甫什么星座的
4、杜甫是什么星座的:为什么说李白和杜甫是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
郭沫若曾说过：“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打开腾讯新闻，查看更多图片>祖最喜欢的星座。
李白是伟大的浪漫诗人，而杜甫是伟大的现实诗人。
当浪漫与现实相遇，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二难择一，相反他们交出了一朵流传千古的友谊之花，一朵满是蕴含人间真情的花。
从他们相遇、相交再到离别，他们之间的友谊未减分毫。各在异地之时，仍会有书信往来。据史料记载，杜甫给李白写过二十多封信，李白写给杜甫的书信，有四封留存至今。
杜甫什么星座的但我们都知道，李白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放不羁；杜甫则是“独立苍茫自咏诗”的沉郁内敛。如此的性格之差又是如何相见恨晚的？艺术家最多的2个星座。
他们的性格令他们反向而行，不出意外，只能愈行愈远，如同一条没有交点的长线。重量级伟人最多的星座。
可是，诗歌，艺术却将长线圈成了圆，他们走的越远却越加速他们相遇的时间。
李白、杜甫之所以能在大唐诗坛上两雄并立，那是因为他们炉火纯青的诗歌艺术到达了摩顶齐峰的同等高度。他们的互相欣赏更凝结了他们的友谊，他们能从对方诗中看到那份不属于自己的情怀，就像发现，恰好互补。人眼里的星座。
5、杜甫是什么星座的:2.你认为杜甫是什么星座的为什么？
杜甫出生日期：年2月12日。
水瓶座1.20-2.18。
6、杜甫是什么星座的:诸葛亮是什么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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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双子星座”中，大家一般还是认为，不管他们两人在整个时代、民族中的成就、地位的情况如何，也许有些相对更高一点、有些则略微低一点，但在他们两人自己之间，是平分秋色、不相轩轾的。只不过，他们或如气息淡雅之兰草、或如香味浓郁之菊花，在风格、见解、特长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而已，比如说中国诗歌的两大顶峰、唐朝大诗人李白与杜甫。对此大家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了。但是，在对“小李杜”即李商隐与杜牧的评价上，我们至今还保持了不公正的观点。笔者多年来查阅过大量文学理论著作与文章、文学史资料与教材，以及从读中学到读大学的授课教师，都认为李商隐要比杜牧的文学成就乃至整个人的历史地位更高些，也就是“抑杜扬李”论。可笔者今天要为杜牧“翻案”，笔者认为，尽管“小李杜”不如“大李杜”的成就伟大、地位崇高，但在“小李杜”两人之间，这种差别不应该存在，他们也是一对“双子星座”，彼此是不相上下的。下面笔者就分几个方面表明自己的看法。这是抛砖引玉，特为向诸大方之家请教。当然，笔者还要先作一点说明，从古至今，李商隐能够为那么多人，特别是学者、作家们所推崇，的确有其非凡之所在，值得推崇。无疑，相对杜牧而言，他的诗作在艺术手法、审美价值、语言表现力等因素上要略胜一筹。但是，要从总体上评价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乃至整个人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像杜牧、李商隐这样数量并不多的大作家，光靠其作品的艺术水平还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无论从其人其文来看，杜牧都有自己的优点与特点，不会逊色于李商隐，所以其文学成就与历史地位也不应该比李商隐差。
首先，就其人来说，作为文人的李商隐也许比杜牧生活得更纯粹、更审美，不做“金龟婿”，冷眼看红尘，淡泊功名，清静处世。他博学强记，好读书翻典，时人送其外号“獭祭鱼”。他的作品更多见的、写得更漂亮的还是个人述怀诗与情爱诗，比如他两首著名的《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雨，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年华。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同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当然，他也有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25岁时写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有“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之句（此诗稍有史诗之味，虽波澜曲折不及杜甫，可涵盖面更广），《北齐》中有“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之句，《隋宫》中有“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之句；他曾经也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如26岁时写的、为王安石称赞过的《安定城楼》中写道：“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并为自己怀才不遇而感叹：“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不过，随着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望，关怀现实的篇章大大减少，他更多的还是忧郁感伤、颓唐自放：“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这一片转眼就要消失的夕阳，不仅象征着他个人的沉沦迟暮，也象征着大唐帝国的奄奄一息。还有“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等，表现的是一种暗淡低沉的末世哀音。作为文人，这样的人生观、世界观也许无可非议；但是，相对而言，他毕竟要比杜牧脱离社会、逃避生活。
杜牧则不同，爷爷曾贵为大唐朝廷的相国，他的功利观一直很强，面对当时朝廷的种种内忧外患，属意于经国济世，有中兴大唐的志向，“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秉性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文武全才，读书时注意“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喜欢论政谈兵，不时有远见卓识，作《原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又注《孙子》；任地方官时也给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他在《早雁》中托物比兴：“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耒。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忧念因回鹘入侵而仓皇南逃的人民。他在诗歌中反映中晚唐之际藩镇割据、边患频仍、民不聊生的事实：“夷狄日开张，黎民愈憔悴。”（《感怀》）“太守政如水，长官贪似狼”（《郡斋独酌》）。他曾经担任过史官，又关注历代兴亡的教训，所以有不少评论史事、针砭时政的怀古咏史之作，如他著名的两首绝句《过华清宫》（“长安四望秀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与《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他的散文也是“多切经世之务”（《四库全书总目》卷151），不少文章论述削藩固边的韬略；特别是名篇《阿房宫赋》为“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而作，总结秦祚短促的教训，用以讽喻现实。所以说，尽管他比较功利，个人的表现色彩比较明显，但他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也很强。从这一点说，他受孔孟儒家的影响更大，而李商隐则受老庄道家的影响更大。
还有，据史书记载，杜牧的人格不大高尚，有“狎妓”之弊，放荡形骸，纵欲青楼，为正人君子们所不齿。这是事实，杜牧无法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开脱辩解。而李商隐做得略好一些，他的生活方式更朴素（但他也有少数狎妓调情之作）。我们后人应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作具体分析。对酒狎妓，这是唐宋文人中流行的坏风气，杜牧亦难拒其惑，征歌饮酒、寻欢作乐、声色犬马，过着颓废糜烂的生活。他的《遣怀》、《赠别》、《叹花》等诗，就是这种生活的真实记录。这些作品为后代大量无行的文人们所称道，而且副作用越来越大，影响很不好。但杜牧与我们当今无数的有权、有钱之人成天泡“三陪女”、“包二奶”、“养小蜜”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第一，杜牧是真心喜爱那些色艺双全、只因生计所迫无奈卖身的青楼女子，而不是仅仅占有她们的肉体、蹂躏她们的身心。他同情她们，他尊重她们，所以她们也很敬爱他。如他在《遣怀》中所写：“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赠别》（二首）：“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些诗虽然思想意义不是很高，却饱含深情，画面美好，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绝非一般庸俗的“性爱之作”可比，所以才能流传千载，成为名作。第二，杜牧怀才不遇，远大理想难以实现，对社会不满，心情郁闷无法排遣，只好在饮酒作乐中发泄一番。钱基博也说他的这些诗作“藻丽茂典之什，而有感喟苍凉之意，所以丽而不缛，气能运藻；盖得杜甫之风调，而衍其瞻丽者也”。第三，作为诗人，杜牧在与这些有一定的才学、又比较聪慧的风尘女子交流时，既可以得到创作灵感，又能使自己的生活更丰富，何乐不为？据说其中一个名叫张好好的才妓，对杜牧的文学事业曾有很大的启发与帮助。
我们再从两人的作品来比较。先看思想内容。要说杜牧的诗文比李商隐的诗文更注重思想性，恐怕谁也不会否定。相对而言，李商隐更多的是在艺术审美上下工夫，意境幽微、意象奇特、手法新颖、文辞瑰丽，但题材有限、视野狭隘、缺乏政教、格调不高。当然，他也有一些政治诗、述怀诗，但他的作品中最为人所传诵的还是那些爱情诗，独具特色，“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这类诗作或名《无题》或取篇中两字为题，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关于这类诗他自己曾解释说：“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楚雨含情俱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如《无题》系列、《锦瑟》、《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等等。这些诗歌中交织着他对爱情的希望、失望、乃至绝望的种种复杂心情，很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士大夫们那种既向往爱情、又对封建礼法存在重重顾虑的隐秘难言的思想特点。
杜牧则比较重视文学事业的社会意义，他的许多作品表现了一定的爱国忧民的思想情感，更关注现实、关心民众。前文提到，他的《感怀诗》就是写于文宗太和元年朝廷派兵镇压沧州抗命的藩镇之时代背景下，慨叹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急征厚敛造成的民生憔悴，很想为国家做一点事。《郡斋独酌》则直接表示了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岂为妻子计，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又如《河湟》一诗：“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惟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通过河湟无力收复的事例，对朝廷的昏乱和国势的衰微，表示无限的忧愤，心情沉痛。尽管河湟的人民还在戎服下面怀着系念祖国的丹心，但是举国上下却以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态度来听取从河湟传来的歌舞。《华清宫诗》：“雨露偏金穴，乾坤入梦乡”，也有异曲同工之意。诗歌《早雁》则用比兴手法，以大雁象征边地人民。那些在回鹘侵略践踏下逃回祖国的边地人民，与惊飞四散的哀鸿并无两样。作品中既表现了作者对难民的体贴同情，也暗示统治阶级对他们的漠不关心。这几首诗的思想内容与现实背景，和白居易的《缚戎人》、《西凉伎》是相近的，只不过他用的是近体，写得更“简练浑括”。他的咏史诗，如前面提到的《过华清宫》，就是借历史题材讽刺统治者的骄奢荒淫。它通过人们所熟知的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含蓄而有力地讥笑了晚唐王朝的荒淫享乐。其创作意图与他因不满“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而写《阿房宫赋》是完全一致的。而他另外的一些咏史诗，则带有较为明显的史论特色。如《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乌江亭》：“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都是对历史上兴亡成败的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的独创议论。
杜牧作诗非常看重思想内容。他在《答庄充书》中认为文章应该“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他很推崇李白杜甫，指出“李杜泛浩浩”，“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他在《李贺歌诗集序》中一方面肯定李贺的作品是“骚之苗裔”，同时又认为他缺乏《离骚》那种“言及君臣理乱”，“有以激发人意”的思想。他在《献诗启》中说他自己的创作是“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他在诗歌理论上的主张和创作上的积极追求。
再论艺术水平。笔者已经承认，从总体上看，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手法、审美价值、语言表现力等方面的确要比杜牧略胜一筹，想象丰富、修辞多样、意象新奇、辞藻华美。刘熙载在《艺概》中称他的诗“深情绵邈”，婉曲见意，绮丽精工；元好问说：“诗家总爱西昆体，独恨无人作郑笺”；钱基博的“文学史”认为：“然商隐诗，属对律切而不害抑郁，造词丽缛而尽有寄托”。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简史》将李诗归纳为三大特点：（1）、深于寄托，巧于比兴；（2）、用典精工、巧妙；（3）、语言凝练，蕴涵丰富，造境新颖。此书还说，李商隐的诗歌，有“广泛的师承”，他“悲怆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源自屈原，他诗旨遥深、归趣难求的风格与阮籍也有相通之处。杜（甫）诗忧国伤时的精神、沉郁顿挫的风格、齐梁诗的精工侬丽、李贺诗幽约奇丽的象征手法和风格都影响了李商隐。他的一些长篇古体，雄放奇崛又近于韩愈。他还有少数诗歌清新流丽、纯用白描，脱胎于六朝民歌。他善熔百家，故能自成一体。”他成就最高的是近体，尤其是七律。他继承了杜甫诗的锤炼谨严、齐梁诗的浓艳、李贺诗的幻想象征，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在用典上，他掌握了杜甫用典不啻从口出的技巧，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不便明言的意思得以畅达，使容易写得平淡的内容显得新鲜，被称为“包蕴密致”（葛立方《韵语秋阳》卷2）。他爱情诗中还善于化用神话志怪故事，点染意境气氛，深得李贺诗神奇中见真实的想象的本领。这些精湛的技巧在他的七绝中也有很好的表现。所以他的诗歌对晚唐韩幄、唐彦谦，北宋西昆派、王安石、黄庭坚，南宋李清照，直到清代黄景仁、钱谦益、吴伟业、龚自珍等都有过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唐宋的婉约派词人、元明清的爱情戏曲作家，也都不断从他这儿学习到许多东西。
但是，杜牧的作品也有非常高的艺术水平。他的诗歌能够融合前人所长，将忧国忧民的怀抱与伤春愁别的情思交织在一起，形成“雄姿英发”的特色，在俊爽峭健中有风华绮靡之致。中唐以后，古体衰微，而他的古体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议论纵横，笔力劲峭。他的七律成就较高，善以拗峭之笔见俊爽之致。他的七言绝句成就最高，题材风格多样，词采清丽，画面鲜明，风调悠扬，有些还流露出对时事的忧伤，且多名篇，可以看出他才气的俊爽与思致的活泼。如《赤壁》议论精警，自出手眼；《泊秦淮》案而不断，含蓄隽永；也有的白描口语，而富有诗情画意，如《寄扬州韩绰判官》等。他的其它名作如《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遥指杏花村”）、《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等等，意境清新、文笔优美，佳句如泻珠玑，流传千古，为人们所热爱。钱基博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分析道：“（杜）牧之诗与白居易同出杜甫，特（白）居易为（杜）甫之浩浩，而出以浅切，令人易晓；（杜）牧则为（杜）甫之浩浩，而得其瞻丽，令人爱读；学焉而皆得性之所近。（白）居易才大而繁不制，（杜）牧则风华而骨不植。元稹情隐而文泽，（杜）牧则辞达而旨浮。而思不窥深，骨未造坚，三人者同病而同蔽。”“诗出杜甫，得其风调而逊其沉郁；文开苏轼，有其疏快而无其警切。”“晚唐学韩（愈）文而得其雄直者，杜牧也。”“杜牧开苏轼。”“于时，诗多柔靡，语尚矜谏，而（杜）牧干之以风力，抒之以豪荡。”“华而有风，抑扬爽朗。”这些评价还算比较客观。杜牧的散文在中晚唐也卓然成家，不少文章论述削藩固边的韬略，辟透剀切；《四库全书总目》（卷151）称之为“纵横奥衍”，笔力劲健，包括《阿房宫赋》这样的名篇。
我们从作品的题材、体裁、风格来分析。相对而言，杜牧长于现实主义、咏史、抒情写景等，以及个别写狎妓饮酒但还算比较清新、健康之篇什；李商隐则长于述怀、爱情等佳作。杜牧长于古体诗、七律诗、七绝诗、散文、赋、古文等；李商隐则长于五绝诗、七绝诗、尤其是七律诗，但散文、古体诗略为逊色，如早期的五古《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学杜甫、五古《海上谣》学李贺、七古《韩碑》学韩愈，风格不大统一，成就也不够高。杜牧的作品清丽、优美、朴实、俊爽、鲜明，李商隐的作品绮丽精工、“深情绵邈”，婉曲见意。钱基博写道：“李商隐与（杜）牧之同时，亦称李杜。然牧同李之顿挫，而逊其沉郁；李有牧之圆润，而无其爽健。”也许李商隐在近体诗创作上的技巧、手法更纯熟、精湛，但杜牧的题材、体裁、风格可能更广泛、全面，清代洪亮吉也说他“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北江诗话》）。从他们的代表作来比较，杜牧主要是靠《山行》、《江南春》、《清明》、《秋夕》、《赤壁》、《泊秦淮》、《寄扬州韩绰判官》、《乌江亭》、《过华清宫》、《遣怀》、《赠别》等七言绝句，《河湟》、《早雁》等七言律诗，《感怀》、《郡斋独酌》等五言古体诗，以及《阿房宫赋》这样的赋体文，奠定了他在唐代文坛的地位；李商隐则是以七言律诗《无题》（多首）、《锦瑟》、五言绝句《登乐游原》、七言绝句《贾生》与《夜雨寄北》、《嫦娥》等而流芳百世。似乎杜牧的名作比李商隐还略多几篇。甚至全祖望还称誉杜牧为“唐长庆后第一人”（《杜牧之论》）。
两位大诗人的创作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白璧微瑕，势所难免。前面说，“然牧同李之顿挫，而逊其沉郁；李有牧之圆润，而无其爽健”（钱基博）。杜牧没有李商隐的沉郁，李商隐则缺少杜牧的爽健。杜牧在清新、朴实、全面之余，也有个别诗歌粗疏、深拗，“风华而骨不植”、“辞达而旨浮”、“思不窥深，骨未造坚”、“然有才调而无骨力，气不如（杜）甫之沉，骨不如杜（甫）之坚，所以丽而不雄，朗而伤易”（钱基博），艺术形式不够精湛。他又以华丽辞藻写颓放糜烂之生活，这种创作实践与其“不务奇丽，不涉习俗”的理论主张自相矛盾。相反，李商隐的诗歌又过于做作、曲折，在用典上求之太深、用之过多，故弄玄虚，倒是以典害意，显得部分作品浓而不化，晦涩难懂。另外，他的题材有限、视野狭隘、缺乏政教、格调不高，虽技艺手法高明，“寄意幽微深远”，毕竟在思想内容、社会意义上不如杜牧。抒情、描绘是他的长项，但他不擅长议理、叙事。杜牧抒情、描绘并不逊色于他多少，而议理、叙事还胜过他几许。
正因为杜牧、李商隐两人的作品各有千秋，水平在伯仲之间，所以其传诵至今、家喻户晓的名作，在数量与反响上也是难分高低。就以笔者手头所有的各种选本为据，著名的蘅塘退士所编选《唐诗三百首》，收杜牧诗9首、李商隐诗22首；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所编《新选唐诗三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收杜牧诗13首、李商隐诗15首；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自己编写的《唐诗今译集》（译者大都是一些著名的作家、诗人、唐诗研究专家、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教授、资深文学编辑等等），收杜牧诗9首、李商隐21首；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词典》（鉴赏者大都是唐诗研究专家、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教授、资深文学编辑等等），收杜牧、李商隐诗也都有数十首。在几乎所有唐诗选本中，他们的作品数量均不相上下，仅次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少数作者。他们都是唐朝、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为数有限的诗歌巨匠之一，所以才被后人并驾齐驱地称为“小李杜”。
总之，不管是从其人的思想、行为、社会影响、历史地位，还是从其文的思想性、艺术性、创作成绩、整体水平来对比，杜牧与李商隐都是不相上下，即使不好于他也不会差于他。只能说他们的风格不同、追求各异，各自有长短。
[参考书目]：1、《李白与杜甫》，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2、《中国文学简史》，郭预衡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3、《中国文学史》，钱基博著，中华书局1994年4、《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兴刚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5、《唐诗三百首》，[清]蘅塘退士编选